去年《獨立特派員》在製作二戰七十週年專題時，發現不少年輕世代投入記錄台灣人參與二戰的故事。其中有一位在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工作的陳柏棕，從研究所開始就投入。他訪問過的台籍日本兵差有五十位左右，也包括了他的家族成員。 二戰期間，台灣有20萬7183人投入戰場，以當時的台灣人口來說，平均每五戶，就有一戶人家的子弟，不是被招募、徵召就是志願出征。陳柏棕的家族也不例外，有多位長輩都參其中，甚至在一次的家族祭祖中，發現自己的叔公祖是海軍特別志願兵，還是1944年11月，被美國軍艦擊沉的護國丸船難事件的生還者。後來他經過長輩的牽線，訪問了叔公祖的戰友，把護國丸船難事件記錄下來。 當年參與二戰的台灣人已經超過九十歲，對陳柏棕來說每一位受訪者參與二戰的故事，都是一部活歷史。如何將他們的生命拼圖，透過口述歷史完全記錄下來，陳柏棕不只要跟時間賽跑，也是為了給自己一個交待。

二戰結束到今年已經七十年，但後續影響仍持續發酵，沖繩民眾反對在邊野古設立美軍新基地的抗爭，已經持續五百多天，還被部分日本媒體稱為「二次沖繩戰役」。 1945年的沖繩戰役，當地平民多達十萬人喪生，被迫集體自殺的傷痕、還有被美國佔領長達27年的陰影，至今仍在發酵。而當時，台灣跟沖繩屬同一戰區，命運也奇妙交錯！現在就帶您回到七十年前沖繩戰役現場，看看它如何左右了沖繩人的現在與未來。

二戰期間，估計有六萬多名台灣人，被派往南洋戰場，到了末期，面對盟軍強勢反攻，很多台籍兵只好躲進深山叢林，展開了他們口中的「走山」。而「走山」期間，被積欠的軍餉，以及存在野戰郵局的錢，隨著日本戰敗，成了一筆爛帳。 三萬多名戰死或重傷的台籍兵，戰後日本政府更以「他們不再是日本國民」的理由，拒絕給予補償，跨海官司三審敗訴收場，慰安婦阿嬤的官司，也是同樣的結局。這些糾結至今的戰爭遺緒，誰該付出代價？

二戰期間，中華民國和台灣站在敵對面。台灣是日本領土，台灣人民選擇逆勢抗日，是困難而危險的選擇，李友邦就選擇了這條路。李友邦認為，中日之戰可能讓台灣提早脫離日本統治。於是他以「保衛祖國、收復台灣」為號召，在浙江金華創立「台灣義勇隊」和「台灣少年團」，帶領台灣人投入中國抗戰行列。 然而中華民國戰勝日本、光復台灣之後，很快就丟掉領土，只剩下台灣。李友邦回台灣建設的壯志未酬，便死於祖國統治之下，義勇隊和少年團成員也跟著被牽連。如今少年團成員泰半凋零，李友邦冤屈雖然得到平反，歷史傷痕卻永遠存在。

二次大戰時期，日軍部署在台灣的一支敢死部隊「震洋特攻隊」。這支神秘的決戰隊伍，在過去二戰歷史上，很少被提及，也很少台灣人知道它的存在。震洋特攻隊其實就是70年前日軍即將戰敗前，推出以自殺式攻擊的人肉炸彈。 今天故事的主角是88歲的陳金村，他是震洋隊第21隊竹內部隊的機關兵，跟著震洋隊出生入死，二戰結束七十年後，他第一次重返震洋隊基地與特攻訓練的左營軍港，也讓世人更了解震洋特攻隊的歷史輪廓與面貌。

很多人不知道，早期台灣曾經參與生產一種戰鬥機，而且是一群由平均年齡14歲半的孩子，飄洋過海到了日本，以半工半讀的方式，生產可以反制B29轟炸機的「雷電」戰鬥機。 1942年日本海軍在「中途島戰役」大敗之後，開始研發專門要應付B29的戰鬥機，需要的人力，透過台灣總督府，要求學校以不公開的方式募集13-18歲各級學校的學生，透過考試、面試，體檢層層的考核，找到最優秀的八千多名孩子。這群孩子屬於日本海軍工員，又叫做少年工。到日本雖然美其名叫半工半讀，但讀書只是一開始而已，戰況吃緊時得24小時排班，日夜趕工，還可能送掉性命，台灣少年工一共打造出128架雷電，而他們念茲在茲的畢業或在職證書，一直到戰後過了好久才終於拿到。但是他們的故事，在二戰歷史比較少被提起，接下來我們來看他們的故事。

您去過沖繩南部的「和平紀念公園」嗎？它是全日本唯一的戰爭遺蹟公園，每年有上百萬訪客，來這裡感受二戰歷史的洗禮。 住在沖繩的台灣人許光輝，這幾年努力推動、希望在園區內設立「台灣人慰靈碑」，讓各界看到台灣在二戰中的角色與犧牲，但由於台日政府不支持，屢屢受挫。 而透過日本民間團體的協助，「台灣人慰靈碑」終於可望在今年底動土。這背後，也蘊含了很多老一輩沖繩人，對台灣的感謝與感情。

不知道大家在照鏡子的時候是否曾經想過，我們的臉其實不只是五官或獨特的外表，更隱藏了整個家族血脈的秘密，一位來自金門的蘆洲忠義國小美術老師李開地，在阿嬤過世的那一天，才知道原來從小帶大他的阿嬤是印尼人，而這個秘密家裡人從來沒有跟他提起過，小阿嬤人雖然過世了，卻從此在李開地心中種下尋根的種子，於是十五年後，李開地從自己遺傳自阿嬤的厚嘴唇，拿起攝影機，抽絲剝繭記錄整個家族在大時代背景下幾乎被遺忘的故事。